中美双方同意2024年在华举办第14届中美旅游高层对话
提出天地人产权这个命题，是试图从产权角度为推进资源环境生态建设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综上所述，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开启的我国金融监管改革，为解决去中心的互联网金融运作模式与中心化的监管体系的制度性错配问题开辟了道路。在传统金融中，银行是特许行业，具有封闭性和垄断性的特点。
这一实例说明，如何在互联网金融监管中运用监管科技，也是亟待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普惠金融的实质就是将需要金融服务的所有人纳入金融服务范围，让所有人得到与其需求相匹配的适当的金融服务。2016年4月开始的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采取了中央和地方双条线制的分工，P2P监管办法明确，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银监局负责制度制定、行为监管和跨区域协调。再加上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并行，共同形成一个淡中心、具有网状结构的金融监管主体架构，与对去中心化、具有社会网络结构的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是相适应的。地方金融办负责规范引导、备案管理和风险防范处置。
自2013年10月以来，由央行牵头的金融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在推进金融监管政策、措施、行动的统筹协调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平级部门水平协调的框架下，该制度对各成员机构并无实质性约束力，导致实践中对金融监管协调作用有限。四是给地方监管部门以必要的授权，以调动和发挥地方积极性。2019年中国经济究竟如何？近期，海内、外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开始显现，但我不认为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会很差。
同时，稳增长、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金融风险防范等多项短期、中长期任务有待完成。富于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可以成为经济的调节器，适度贬值可以提升通胀，也可以缓解出口压力。但这类改革和调整在短期内难以完成，远水只能解远渴，它们对抑制经济增速在2019年下滑发挥不了立杆见影的效果。2018年的前三季度，基建投资增速只有3.3%，2017年同期则高达19.8%。
把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胀两点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较高的名义GDP 增速作为增长目标。考虑到或有债务，上述占比可能更高。
而且国际经济学界的共识是：统计往往会高估通胀率，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目前而言，中国央行不应该仅因担忧房地产泡沫而减少货币供应量。因此，中国政府仍然有一定的空间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事实上，房价的剧烈上涨早在央行信用宽松前就出现了。
但是必须指出，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依然巨大，仅仅是市政建设的投资需求就十分巨大。2018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17年的7.5%降至5.4%，基建投资的下滑则是主因，其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高达27%左右。而这也意味着，在2019年我们还有政策空间。但是这一观点可能只是部分正确。
2018年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低于2017年底、2018年初的预期，同2016年以来事实上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关。自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经济增速持续下降，2012年3月以后PPI连续54个月负增长，CPI基本上也在2％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仍然不得不采取偏紧的货币政策来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第一财经：各界对于加大财政支出后的基建投资低效问题颇为担忧，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余永定：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担心基建投资效率低是有道理的，中国不应该重走2009年的路径，投资项目的设计应该更为合理，地方政府的角色也应该被更为精确地框定。例如，日本政府债务水平约为GDP的250%，但因为是零利息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负），日本并不担心会出现主权债危机。
通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立场，我们可以在2019年取得较为令人满意的经济增速。中国过去40多年的经验证明，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一切问题都会恶化，因为大多数经济和金融问题都是以经济增速为分母的。当前中国通胀率仅2%左右，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这两个指标应该会让央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便实现更高的GDP名义增长率。中国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扼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为此，中国有必要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之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总体而言，在2019年中国应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辅之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例如，房价变动周期与增速和通胀周期并不同步。
第一财经：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否会加剧人民币贬值压力？ 余永定：中国过去花费了太多时间辩论是否需要采取浮动的汇率制度，货币政策长期被追求汇率稳定的执念所束缚。第一财经：你主张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背后的逻辑是中国当前最关键的任务是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和更高的通胀率。
此外，中国央行还要实现许多结构性目标。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声明中没有提及汇率稳定，是不是意味着中央对汇率变动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态度？我希望如此。
中国不应该拘泥于3%的赤字目标。现在必须认识到，经济增速的持续下降可能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
对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并不需要过度担忧。政府应该在企业缺乏较强投资意愿的领域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余永定也认为，中国有条件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完全有理由认为，真正的因果关系是房价上升导致货币供应量上升。
在美联储持续加息、世界经济增长分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仍将面临下行压力，外部不确定性也依旧存在。他同时认为，除了增速，中国还需要保持合理的通胀率。
未来中国预算赤字占GDP的比率可能会突破3%，但这并不是一个不可触及的水平。除了增速，中国现在还需要通胀，即需要一个更高的名义GDP增速。
当然通胀率持续上升肯定是坏事，但是，现在中国通胀率在2%左右，明年还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特别是PPI。房价上升会把大量原本在实体经济中循环的资金吸入资本市场，并在资本市场上自我循环。
除了实现增长和物价目标外，为了配合财政部发行较大规模的国债，中国央行也应该采取更为扩张的货币政策。如果中国的通胀到达3%，那么中国的十年期国债也是零利率。此时，抓住关键的问题至关重要。作为消费者，我们都希望通货膨胀率越低越好，但是，通货膨胀率太低对生产者是不利的。
但比起世界上其他多数国家，中国公共财政情况仍然十分健康，且并非所有地方政府债务都是坏债。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等长期问题无从谈起。
因此，尽管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长期问题，但鉴于稳定经济增速是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重中之重，中国需要加大政策调整的力度，2019年在继续深化各项改革和调整的同时，执行具有足够力度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基础设施主要是投向公共服务领域的，这些领域，特别是在短期，是不可能有很高商业回报的。
在经历了40年的快速增长后，经济放缓是不可避免的，但2019年保持6％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主流观点似乎认为，经济质量比增速更重要，应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余永定：尽管中国面临众多挑战，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金融风险的防范，包括房地产泡沫、企业杠杆率过高、影子银行风险、地方融资平台违约，但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经济增速的持续下降。